2014年刚进入伊朗市场后不久，灯具厂老板谈先生就面临本地竞争对手“全方位”的挤压和打击——招聘的当地员工遭遇“家访”，甚至被指责“帮外国人是卖国行为”；以“偷税漏税、走私”等罪名被告上法院，在拘留所待了十几天；一年多的官司缠身，最后损失和罚赔了上千万元人民币。
十多年过去了，山东人史先生一提起伊朗市场，也绕不开“上当受挫”的经历。尽管他已经在伊朗工作多年，娶了当地人做太太，还拥有不少本地朋友组成的关系网。
不过，受访的中国商人们似乎对伊朗市场保持乐观，只要“肯深耕当地市场”、“合规经营”。即便上月底联合国重新对伊朗施加武器禁运等相关制裁，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强调，伊朗有相对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包括人才在内的资源禀赋丰富，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开拓的市场。
“我们接触的一些伊朗商人基本上都是给我们这个信号，明确的信号——他们的商业体系，挣钱很容易。”史先生在德黑兰的合伙人老雷日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伊朗人有一套自己的商业逻辑。“伊朗的市场很大，它是一个很好辐射中东的‘前进基地’。”老雷说道。2024年数据显示，伊朗人口约有9100万。
不过，伊朗历史学家、目前在波士顿大学访问的作家阿拉什·阿齐兹本月撰文称，“这些制裁正在带来新的痛苦。日本已经冻结了几十项伊朗资产。就连传统上密切的经济伙伴土耳其也正在遵守制裁。伊朗里亚尔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世界银行在本月的最新报告中预测：伊朗经济将在2025年萎缩1.7%，在2026年萎缩2.8%。尽管中国商人仍在寻找商机，但他们需要切实了解，当下伊朗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7日，伊朗大不里士，大不里士历史集市。视觉中国 资料图
制裁下的“抵抗经济”韧性
伊朗遭西方经济制裁已有40多年。在谈先生看来，这个国家在应对制裁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内在体系。
今年9月27日，随着伊朗与西方国家的核谈判失败，在英法德三国推动下，联合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恢复生效。在伊朗国内，有关“抵抗经济”的呼声和争论再度响起。
“伊朗经济已经承受了制裁的主要冲击，这一经历推动了石油销售、对外贸易甚至银行机制的结构性变革。”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一篇文章中，将新制裁描绘为一个凸显经济韧性的机会，带有“抵抗经济”的论调，“不能假设再次实施同样的制裁——这次是以更有限的形式——会复制2010年代初的影响。”
“抵抗经济”（resistance economy）的概念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014年提出，是指面对当年美国新一轮制裁，通过“加强私营部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管理消费，尽可能有效地使用时间、资源和设施”，实现经济自力更生。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贾瓦德·伊斯法罕尼2021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2011年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再次制裁导致其经济衰退，这种衰退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逐渐加速，但制裁并未把伊朗置于崩溃边缘。
“在当前的经济制裁下，伊朗自2020年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今年6月，也是以伊“12日战争”爆发当月，美国保守派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发表伊朗经济学家哈迪·卡哈扎德的分析报告认为，“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340亿美元；但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其经济规模增至1.7万亿美元。”
谈先生恰好是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和市场变化的亲历者，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涉猎多个产业投资和落地项目。他列举出了当地市场的多项优势：“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丰富的国家，包括教育、人员素质；另外，伊朗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一个是能源工业，一个是重工业制造能力——能解决基础的民生和国防安全问题……伊朗历来比较注重基础设施的投入，拥有比较完备的公路、铁路系统。”
史先生和老雷一直在伊朗市场寻觅商机，他日前告诉澎湃新闻，“民生方面，（伊朗）食品工业很强。”虽然受制裁多年，但对做小生意的伊朗人而言，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说这个产品可能有代差，落后两代或三代”，但“（市场）很繁荣”。
在他们看来，伊朗商业格局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同质化很严重，缺乏多样性，史先生指着自己的衣服说，“轻工业不行，可能造不出这个料子来。”
经济学家卡哈扎德的分析报告与中国在地商人的观察相互印证：伊朗的人口结构、高识字率的人力资本优势，与全球第二大锂矿、第四大石油储量的资源禀赋，构成“抵抗经济”的底层逻辑，使其在美国制裁下依然实现经济增长。
卡哈扎德曾于2002年至2011年担任伊朗社会保障组织（SSO）经济学家，目前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知名的中东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他认为，本质上，“所谓‘抵抗经济’战略，是试图通过经济多元化发展，同时建立地下影子银行网络来规避制裁。”
24元一公斤的大米
不过，实现进一步增长似乎愈加困难。总部设在海外的伊朗国际电视台9月底引述伊朗统计中心的官方数据报道称，在联合国制裁重启前夕，伊朗经济出现了4年来的首次萎缩——春季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0.1%，这是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
德黑兰大学教授阿尔伯特·博格齐安当时警告说，伊朗目前已出现滞胀的典型症状——负增长、高通胀和失业率上升，制裁重启可能导致滞胀加剧。
伊朗普通人的直接体感是日常生活成本飙升。
伊朗主食以面粉和大米为主，面粉有政府补贴，老百姓在当地可直接买大饼成品。“国产大米去年的价钱差不多是一公斤12元（人民币），进口印度米一公斤5元。”史先生近日介绍说，“今年（以伊）打仗之前，我们买的进口米（涨到了）一公斤10元左右，伊朗的国产米差不多是20元一公斤。”
以伊战争期间，史先生一家只能买到质量比较一般的本地大米，价格也要14元一公斤。“大家很担心，只要一打仗，物价就升一波，升了就很难降下来。但是老百姓的工资不是说升就升的，那一个月的剧烈暴涨，谁也受不了。”他说。
以伊战争爆发当月，伊朗政府对整体年通胀率的估算为34.5%。伊朗统计中心的报告称，同期基本食品价格上涨超过50%。
就在10月上旬，史先生从岳父（伊朗人）那得知，本地大米价格再度猛涨，已经涨到24元一公斤，还是质量很一般的大米。
“这（物价暴涨）就是制裁最大的影响。”老雷说。
相关数据显示，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并加码制裁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了90%以上。此番恢复联合国制裁之前，里亚尔再度贬值至前所未有的历史低位。
伊朗改革派报纸《消息报》（Shargh）9月中旬警告称，年轻的伊朗中产阶级越来越担心陷入贫困。许多月收入2亿至3亿里亚尔（以当时汇率约合200至300美元）的人已无力承担日常开支，连适度的休闲开销都成了奢望。
到9月末，伊朗工人通讯社（ILNA）就通胀率急剧上升报道称，在当前情况下，工薪阶层家庭每月需要5亿里亚尔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早前曾撰文说，自补贴制度于两伊战争期间建立以来，伊朗历届政府想要推行的改革计划屡屡受阻，因为取消补贴会增加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容易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
但补贴成本不小。2011年一波制裁袭来时，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开始向公民发放现金缓解制裁影响，一开始为每人每月90美元，持续至今，但越来越少。“政府向穷人专门发放的现金更少，平均每月6美元。”伊斯法罕尼教授4年前对经济制裁效果的评估文章写道。
9月，伊朗知名经济学家侯赛因·拉格法尔在该国温和派媒体Rouydad24撰文，将矛头直指现政府政策不力，指责糟糕的危机管理已经推高了外贸和进口成本。他曾是佩泽希齐扬2024年当选伊朗总统后当面“谏言”的4名经济学家之一，一直呼吁政府“要更重视弱势的底层人民”。
伊朗能源问题资深专家、阿塞拜疆资深媒体人达尔加·哈蒂诺格鲁近期撰文，更为犀利地批评说，2005年，伊朗的目标是到2025年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随着国际制裁重启，德黑兰70年来首次没有制定长期经济愿景或发展规划。
基础设施之困与“熟练甩锅”
“对伊朗政府而言，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路径。”长期研究伊朗问题的韩建伟曾写道。
今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和缺水缺电，折射出伊朗的转型之困和重重矛盾。
伊朗坐拥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但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2月开始延续到夏季，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因电力短缺都出现过每周必须关闭一到两天的情况，有工业企业甚至被迫减少晚上的用电量，运行发电机也受到限制。
“伊朗现阶段工业发展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大力鼓励本地生产，那么工业用电越来越多，造成了相对的短缺。”在伊朗也涉足冶炼和太阳能产业的谈先生近日告诉澎湃新闻，伊朗整体缺电，但局部电力还是有富余，并且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在我们冶炼厂，因为冶炼的炉子是不能停的，那么当地政府（经过协商沟通）针对我们的情况，就基本没有限电。”谈先生说。
另外，也出于安全考虑，伊朗主动限电，检修火电站，并进而促进绿色能源的快速布局。“伊朗是一个光照非常充足的国家，年光照时间能达到2500小时……现在伊朗这一块的建设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阶段。”谈先生介绍说，战争阴霾之下，新能源的安全性也具有比较优势。
但资深伊朗能源专家认为，这场能源危机的更深层原因在于投资不足、缺乏新技术应用以及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官方数据显示，约40%的发电设施使用年限超过20年。
“工业限电仅为权宜之计，若生产基础设施无法及时更新，问题只会被转移到未来。工业企业被迫降低产能，进而对国家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伊朗能源问题分析师马吉德·雷扎伊扬认为。
问题背后依然是庞大的公共赤字，国家无法充分投资基础设施，进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12日战争”的爆发让财政负担进一步恶化。以色列退役上校、中东问题研究人士摩西·埃拉德8月向希伯来语报纸《Maariv》估算，伊朗重建的成本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德黑兰必须将稀缺的资源从社会服务和长期承诺的基础设施升级转移到重建上。
雪上加霜的是，炎炎夏日，许多城市居民的定量供应饮用水也受到限制，定期沐浴也受到影响。
“别无选择，必须迁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0月初在访问霍尔木兹甘省时公开表示，由于城市规模过度扩张、缺水危机加剧以及地面沉降威胁日益严重，伊朗必须将首都迁至南部。这一警告凸显该国水资源危机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佩泽希齐扬特别提到，对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首都德黑兰——水资源用量占到全国近四分之一——来说，地面沉降是一场灾难，在一些地区，土地每年下沉30厘米，这表明地下水正在枯竭。
而伊朗农业本身有高耗水的特点，肥沃土壤和可耕地等自然资源的严重退化让粮食危机日益恶化。伊朗统计中心9月的数据显示，春季GDP萎缩中，农业受创最严重，产出下降了2.7%。
就在9月，哈梅内伊紧急指示佩泽希齐扬政府保障民众的粮食安全，“建立基本食品储备，以应对‘不可预测’的风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引述哈梅内伊与内阁会晤时的表态，承认仅靠政府无法保障粮食安全。
今年1月，哈梅内伊出席了私营企业参加的成就展“进步先锋”活动，伊朗水相关企业协会会长雷扎·哈吉·卡里姆抓住良机谏言道，“私营部门的真正参与，特别是在透明和非垄断的生态系统中的参与，是克服水危机的唯一途径”。
英国《卫报》资深编辑近日前往德黑兰等多地报道了水资源和生态危机，将矛头对准水资源治理的责任缺失。“虽然能源部独自对水资源负责，但农业部、内政部、地方长官和议员们也各自有一定的责任，缺乏协调。”报道称，“伊朗人也拥有一套成熟的推卸责任的能力，目前，责任被归咎于制裁、气候变化、水资源‘黑帮’以及缺乏专业知识。”
这篇报道指出，“农业消耗了全国88%的水资源，但其产值（贡献）仅占全国GDP的10%至12%。”报道还特别提及伊朗农民群体的转型之困，“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可能也得中止。”
伊朗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近期公开表态称，军队的作用不仅限于防御，还涉及粮食供应链，“制裁比武装冲突更具破坏性，我们必须积极保障粮食安全。”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直言：“尽管政府有责任支持武装部队，但人民的生计和经济问题才是根本。”
多元化转型之困与“商人治国”
伊朗执政者很清楚，经济多样性是经济韧性的关键源泉，也是“抵抗经济”成败的关键指标。
佩泽希齐扬9月中旬在对西北部毗邻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省进行访问时，向当地投资者说，“我们的经济和发展不应仅仅依赖于石油销售”。
伊朗经济依然呈现出高度依赖石油的单一产业结构，在区域内其他国家如沙特、土耳其等都通过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强化私营部门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之际，伊朗内部的改革进程却因腐败、法律不完善及管理缺陷而停滞不前。
在哈梅内伊的支持推动下，2013年上台执政的鲁哈尼政府曾着力推动伊朗的私有化进程。今年9月初，作为改革派政治人物的鲁哈尼公开呼吁情报和武装部队退出经济领域，引发各界热议。“为了实现人民的意愿，让武装部队坚守其核心职责……经济不是他们的工作。”这位前政治和安全机构关键人物通过官方网站在此时发布视频，被外界视为“罕见”。
在鲁哈尼执政的2018年，新华社报道称，伊朗经济总量的85%以上仍处于官方或半官方控制，而革命卫队是一个重要主体。作为深受伊朗高层信任的军政复合体，革命卫队掌控事关经济命脉的能源、军工、电信等行业。
2023年，中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王铁铮和副教授王国兵联合刊文，细致描述了革命卫队与政府争利并掣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困境：革命卫队有条件也有能力获得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国家外汇配给，并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导致伊朗国内大部分私营企业无力与之竞争，政府税收受损严重。
在长期跟踪伊朗经济的哈蒂诺格鲁看来，过去20年，伊朗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大部分偏离了轨道，“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真正的私营部门。”他在4月撰文道。
据一些伊朗问题专家估算，私营部门在当下伊朗经济中的实际占比仅为10%-12%。2023年5月，哈梅内伊在与学生会谈时对私有化进程的停滞表达了失望，并强调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大型产业容易滋生腐败。
但不可否认，硬币的另一面是，外部制裁之下，革命卫队下属基金会和公司一直以来也是政府发展“抵抗经济”的贡献力量——缴纳税收，救济穷困人群，提高就业率。
不过，史先生也谈到了普通阶级做生意的空间，“有一种说法是伊朗全民都在做生意”，“伊朗自古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特性。”
常年和伊朗各界人士打交道的谈先生进一步观察认为，伊朗比较讲究出身，一些家族在不同领域会有比较大的产业，“也就是‘亦政亦商’，实际上跟美国的旋转门有点像。‘商人治国’就是这个意思……政府，它（背后）实际上有不同的工业团体和家族。”他说。
在伊朗，商会、协会构筑一道独特的风景，力量非常强大。“比如说我们光源协会会规定什么呢？售价。纯粹的低价竞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做不长久。他们会通过标准，通过一些手段，对相应的商家进行打击。”谈先生说。
凭借对伊朗市场的逐步了解和深入，谈先生的灯具厂品牌如今已位列当地市场前三，员工超过500人，绝大多数为本地人，在两个省设有生产基地，省一级的销售分公司有约30到35家。
回顾创业之初面对的巨大挑战，他坦言，应对的办法是动员伊朗本地年轻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打破这个垄断，然后把市场（获得）的利益分配给大家。”他说。
从“地区科学领导者”到人才流失
佩泽希齐扬9月中旬在阿尔达比勒省访问时也提到，应充分释放国内人才的潜力。
20年前，伊朗的未来愿景中包含“成为地区科学领导者”的目标。然而数据显示，仅2024年，就有11万名高技能人才移民出国，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佩泽希齐扬去年也承认，该国高达80%的学生正在考虑移民，而伊朗科学部长透露，近年来已有25%的大学教授离职。
2005年至今，作为地区人口大国，伊朗人口增长了2300万，但就业人数仅增加了700万。“在这个15至3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45%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却无力消化这一人口压力。”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5月发表“伊朗经济20年来严重衰退”的评论文章，论调较为悲观。
史先生不否认伊朗政府的努力和进步，“现在的伊朗政府每年能够（通过高校培养）提供35万高校毕业生，其中理工科毕业生达到20万，每年会把这种实用型人才输送给全社会。”不过，“社会给不了这么多人才一个（就业）生产的平台。”
他认为，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很多人目光短浅”，另一个结果是，这些人做事效率差、办事拖拉。
“2005年，每周工作两天算就业；而如今，每周只需工作一小时就足够了。”哈蒂诺格鲁在9月的文章中也提到。
“我们企业里伊朗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教育水平也挺高。”谈先生介绍说，其公司约20%以上员工都拥有本科学历，10多名员工是硕士，还有两位博士，都是伊朗当地人，“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伊朗人工作可能没有中国人努力，至少我看来，这种情况不存在。”
重拾公众信心和数字经济的可能性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进军伊朗市场，2024年6月，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正式成立，谈先生出任首任会长。他希望联合会能扮演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沟通协调的角色，旨在为侨胞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投资顾问老雷特别向澎湃新闻提醒，去年开始，伊朗的汽车配件进口政策有所调整，现在的趋势是提倡和鼓励把技术转移到国内生产，从“纯进口（成品）改为要在当地生产”，通过生产培养工人和学习技术，实现仿制。作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这一调整既有利于为本土创造就业机会，也期望带动和提升产业链发展。
“我们在伊朗准备落地，雇佣当地员工，然后和一些当地社区做社区服务合作。”老雷说，他和合作搭档史先生都建议有“走出去”想法的中国商人完成思维转变，“‘吃干抹净、赚了钱就走’的想法和做法，如今百分之百要在中东市场碰壁”。
除了人口大国本身的巨大市场，受访的中国商人都提到伊朗作为中亚强国对周边众多邻国的辐射能力。除了关系都比较好的5个“北方邻居”之外，一个近期代表性的案例是，阿富汗塔利班在美国撤军后重新掌权，“伊朗商人在阿富汗建立了很多民生项目，像阿富汗的很多果汁厂……伊朗的一些民间资本过去给它（阿富汗市场）做补充，在民生领域投入很多，填补了空白。”
伊朗官方也在积极行动。9月，伊朗政府在一场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特区投资的论坛上对外表示，正着手改革自贸区，重点关注私有化、出口和私营部门的更多参与。伊朗外长等多名高官亲自为活动“站台”。
伊朗英文官方报纸《德黑兰时报》引述高级官员的话列举了六大战略重点，包括扩大区域合作、建立新的边境自由贸易区模式、完善金融体系、推出智能转型计划和数字经济宪章、加强出口以及改革法律框架。
“许多限制已被取消，如果法律优势得以恢复，它们将成为制裁下的宝贵工具。”文章写道。
伊朗保守派媒体也意识到，为了完善私有化进程并重建公众信任，需要修改法律、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为私营部门创造真正的竞争环境。此外，优先考虑透明度、有效监管等也应纳入考量。
伊朗经济问题长期观察者、奥地利维也纳咨询公司Eurasian Nexus Partners的执行合伙人比扬·卡杰普尔1月撰写报告，提及伊朗的未来经济前景称，一些与现任总统关系密切的战略家正在推动数字化，并缓解当前的经济失衡。然而，只有官方消除对数字内容和电子商务的限制，伊朗Z世代才能迈向更大的数字价值创造。
“伊朗没有信用卡体系，所以说超前消费是不存在的。”史先生说。
（感谢李晓萌、聂舒翼、胡毓堃为本文采访提供帮助）
